犹太艺术：传统与创新的永恒之旅
作者：孔慕仁 教授
译者：吴抒芃，田沁琰
犹太艺术的生命跨越数个世纪，经历了传统、再生与焕新，传递了对身份与精神信仰的深刻表达。从古老犹太会堂中描绘《圣经》场景的马赛克拼贴，到中世纪欧洲精美的抄本插图，尽管限制重重，犹太艺术依然能将信仰化为美学表达。数个世纪以来，宗教器物，如酒杯和烛台，为犹太教的仪式注入了艺术气息；另一方面，当代的犹太艺术家们用大胆创新的形式调和传统、重塑犹太生活与民族文化——一如当代中国艺术家在传统技巧与时代主题之间寻求平衡。在以色列，艺术映射出一个新生国家的精神面貌，使其璀璨的文化遗产融合在中东的自然景观之中。本文是犹太艺术寻踪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本专栏将深入探索犹太艺术的变革、揭示其丰富形式背后的多重意涵。有关本文提及的犹太信仰、节日与宗教用品，我们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参考本博客的其他专栏，深入了解多彩的犹太文化。
第一部分 张力
犹太艺术传统深厚，但其起源则可能会让一些艺术爱好者感到意外甚至失望：不同于许多周边的文化，犹太社群在历史上是抗拒具象的艺术创作的。这种抗拒与希腊-罗马文明的对比尤为显着，后者通过对神祇、人物和自然景观写实的描绘艺术化地表达美。然而，对于犹太人而言，对宗教形象，尤其是神进行具象化的表现。与希腊罗马对视觉之美的追逐不同，犹太社群遵循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在宗教禁令的指引下通向超越物质的精神世界。
除此之外，古代以色列被同时期丰富灿烂的近东文明所包围。与之相邻的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和迦南人均使用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偶像再现宗教崇拜。这些文明常常以人形或动物的形象再现神祗，他们的神庙和公共场所也装饰着神灵、动物和神话场景的塑像和浮雕，以艺术为媒介表达对宗教的虔诚。与之相反，以色列人坚决反对偶像崇拜，这来自于十诫中的第二条律法：“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20:4）。这条古老经文所记载的禁令（一般认为由神于公元前1200年授予以色列人）标志着一种革命性的宗教思想，即将神设想为抽象、无形、全然超越物质表象的存在。
犹太文化对具象艺术的排斥也和中国的传统形成对比。中国传统的视觉艺术与哲学、自然紧密互动，以山水画、书法和对自然世界的细腻描绘而闻名于世，反映出一种拥抱生命之美并与万物相连的文化。比如，唐宋时期的绘试图在道教和儒家的价值观中寻求平衡、和谐，并对社会进行塑造。中国的艺术通过用视觉传达这些思想，展现出对物质与精神世界的深深敬意，巧妙地在审美与现实意义之间搭起桥梁。而犹太艺术则侧重象征性和抽象性，通过仪式和文本，而非图像来传达精神信仰，是其独有的特色。
马修·阿诺德对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的区分
19世纪英国诗人及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揭示了犹太或“希伯来”文明对艺术与精神生活的独特态度。在其有巨大影响力的着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阿诺德探讨了古希腊与犹太价值观的差异。他将古希腊对外在美与艺术表现的追求称为“希腊主义”，而将强调道德纪律、伦理行为与智力活动的犹太文化称为“希伯来主义”。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美的价值不仅在于美本身，还被视为通向真理的途径。与之相反，犹太文化更强调道德修养和对正义的追求，而非任何具象的形象。这种区别突显了犹太文化对精神理想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塑造了犹太艺术独特的发展轨迹，通过与神相关的具体语境激发创造力，并形成了一种基于内涵而非形式的独特视觉语言。
尽管犹太艺术可能缺乏希腊-罗马或中国传统的具象风格，它还是在多个独特领域中找到了强有力的方式进行表达，在会堂装饰、手稿装饰、宗教器物以及仪式本身（这被视为一种生活艺术）这些领域中，艺术想象力是得到允许甚至鼓励的。
会堂装饰：神圣空间中的神圣艺术
会堂装饰是犹太艺术最早的表现形式之一，犹太社群在这里找到了在坚守精神信仰的同时融入视觉艺术的方法。描绘《希伯来圣经》故事的壮丽湿壁画与马赛克玻璃装饰着古老的犹太会堂，在神圣的空间中通过视觉呈现强化了犹太信仰。
（图1）
叙利亚杜拉-欧罗波斯的3世纪会堂是最引人瞩目的例子之一。它的墙壁上装点了生动的湿壁画，其中包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越红海的画面（图1），这一公元前13世纪的事件标志着以色列人逃离了埃及人的奴役。在《圣经》的记载中，摩西分开海水，让以色列人通过，而埃及士兵则被海浪吞没。这一出自《出埃及记》的画面充满力量，象征着神的保护和解救，歌颂着自由与坚韧。
（图2）
其他的古代犹太会堂，如以色列贝特阿尔法和哈马特提比利亚斯的几处会堂，也展现了类似的精妙艺术。贝特阿尔法会堂6世纪的马赛克作品展示了一个由犹太符号围成的黄道十二宫（图2），将犹太主题融入本土的艺术风格。在哈马特提比利亚斯，会堂的马赛克拼贴出烛台、约柜等符号，通过引人入胜的视觉设计构建起神圣的叙事。这些例子展示了犹太社群如何将当地的艺术形式应用到犹太会堂中，既用图像表明了犹太身份与信仰，又不逾越偶像崇拜的戒律。
装饰手稿：使神圣文本活灵活现
在中世纪欧洲，装饰手稿成为了犹太艺术又一种强有力的发声媒介。艺术家在其中将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精致的细节和色彩相结合。这些手稿中最着名的是《哈加达》和插图版《希伯来圣经》。《哈加达》讲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在逾越节期间，人们诵读该故事，以庆祝自由与新生。这一文本指引了家庭逾越节聚餐的仪式。祈祷、歌声与标志性的餐点都将参与聚餐的现代人与祖先的经历联系了起来。
（图3）
最着名的《哈加达》之一是设计于西班牙的《黄金哈加达》（约1320年），金箔书页与绚丽的色彩闪闪发光地描绘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奴役的场景（图3）。人物身着中世纪西班牙服饰，将犹太叙事融于欧洲风格之中。一张张书页引领读者走入出埃及的故事，古老的历史故事和写下这些故事的犹太文明都在华丽的艺术中焕发光彩。
（图4）
另一部重要的手稿是《鸟头哈加达》（约1300年），通过将故事中人物的头部绘制成鸟头（图4），创造性地化解了犹太教禁止描绘人脸的教规，展现出犹太艺术家在对教规的尊重与自身表达的愿望之间所找到的平衡。
（图5）
装饰《圣经》手稿在犹太艺术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最古老的完整版《希伯来圣经》之一，《列宁格勒抄本》用纷繁复杂的装饰环绕着文本。尤为美丽的羊皮纸插图手稿《布拉格圣经》（图5及本文开头）由抄写员玛他提亚·本·约拿于犹太历5249年（公元1489年）5月28日在布拉格完成。如同中国传统艺术将书法和绘画相结合，对于犹太艺术家和收藏者而言，这些手稿既是宗教文本又是艺术品，其中交织着精神与美学的元素，共同讲述神圣的故事。
宗教器物：信仰与实践的艺术表达
犹太宗教器物作为信仰的日常表达形式，为礼拜仪式注入了神圣之美。这些器物，如装有《妥拉》（译者注：《妥拉》（Torah）为犹太教24经中的前五经，即《摩西五经》，包含《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的约柜（ark，此处指一种华丽的橱柜）、烛台和祝酒杯，均设计精美，融功能与艺术性为一体。每件物品都体现出犹太价值观，并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使宗教实践也成为了一种艺术。
（图6）
《妥拉》柜（约柜）是犹太会堂的核心，用来存放犹太教最神圣的物品——《妥拉》卷轴。约柜通常镶嵌着华丽的金银装饰，带有精美的设计（图6）。覆盖约柜的幕布被称作“帷幕”（parokhet），通常绣有希伯来文的祝福语和符号，使安置《妥拉》之处本身也成为一件令人敬仰的艺术品。
（图7、图8）
七枝烛台是最初用于古代圣殿的一种烛台，至今仍是犹太信仰的有力象征（图7）。在光明节期间所使用的烛台为九枝烛台，用以纪念圣殿重建的奇迹，这些烛台通常由银或青铜制成，设计精巧（图8）。
（图9）
图9的银质高脚杯被称为“祝酒杯”（kiddush cup）。其名称来源于周五夜晚和周六午餐时念诵的安息日餐前祝祷文（被称为kiddush）。这些圣杯通常刻有希伯来诗句或藤蔓图案，将每一次进餐都转化为一次神圣的聚会。通过赋予一个简单的饮具令人敬仰的意义，犹太匠人在美与信仰之间建立了联系。
第二部分 现代时期的犹太艺术转型
启蒙运动时期和现代时期，犹太艺术迎来了革新。随着犹太社群融入欧洲社会，他们接触到了新的艺术表达形式，超越了宗教文本和仪式器物的限制。这一转变使犹太艺术家得以探索更广泛的主题，如身份、信仰和现代性等，对“犹太艺术”的本质进行发问。
（图10）
最杰出的例子之一是马克·夏加尔（1887–1985），他是犹太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位领袖人物。其作品，如《我与村庄》（1911年，图10），将超现实技巧与犹太象征主义相结合，捕捉了他对故乡俄罗斯维捷布斯克及养育他的犹太传统的记忆。俄罗斯乡村生活的图像，包括夏加尔故乡的人物和乡村生活的符号，组成了《我与村庄》。画中的绿脸人凝视着一头牛，反映了俄罗斯乡村社会中人与动物的紧密联系；犹太元素如重迭的面孔、抽象的动物和漂浮的房屋则反映出了东欧犹太生活中的民间故事、神秘主义和强烈的社区纽带。借由碎片化而色彩丰富的形式，夏加尔在富于想象力的现代视野中，呈现出犹太生活的传统幻梦，创造出一种新的寻根艺术。
（图11）
尽管阿马迪奥·莫迪利亚尼（1884–1920）受非洲和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较深，很少直接涉及犹太主题，但犹太文化的遗产仍然显现在其反思性的长脸肖像中。他的名作《戴帽子与项链的珍妮·埃布特恩》（1917，图11）中的肖像美而易碎，反映出同代犹太艺术家深具共鸣的对自身身份的探索。
（图12）
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马克·罗斯科通过巨大的色块传达深刻的精神意涵。他的作品如《No. 61》（Rust and Blue, 1953，图12）唤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引导观众进入静谧的沉思，其中回响的是犹太神秘主义的内涵。他的作品在精神性与普世性间搭建起桥梁，为犹太艺术带来了新的维度。
艺术在以色列身份认同中的作用
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揭开了犹太艺术的新篇章。以色列的艺术家们试图定义一种区别于欧洲传统的“以色列艺术”，以彰显新兴国家的独特精神。流散中的犹太艺术往往带有对回归故土的渴望，或展现在异国的入乡随俗。而“以色列艺术”则扎根家国血脉，与这片土地直接连接，复现了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叙事和象征符号。这一艺术运动旨在沟通传统与现代，让犹太文化遗产融入到充满活力、面向未来的以色列文化之中。
在对身份认同的追寻中，以色列艺术家们往往从以色列的自然风光、色彩和象征中汲取灵感，从数千年来融入犹太历史的山丘、沙漠和古迹中寻求创作源泉。这种与土地的联系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抽象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寻根。一些艺术家通过重新诠释《圣经》主题，以传统犹太符号来呼应现代以色列所遵循的价值和所面临的挑战。然而，这种新的以色列身份并不是没有张力的。艺术家和文化领袖们在深植于犹太传统的流散和坚韧主题，与世俗创新的大胆理想之间，努力谋求平衡。
传统与现代的分庭抗礼成为以色列艺术的标志性特征。一些艺术家拥抱中东和地中海的影响，创造出一种独具区域特色的美学，而另一些艺术家则继续探索犹太神秘主义、古代经典和卡巴拉（犹太神秘主义的一种传统）图像，以持续与过去建立联系。这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了以色列艺术成为古代与现代之间的桥梁，既催生了文化复兴，也彰显了国家认同。以色列艺术重新想象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以及在这里所发生的故事，映射出传统、创新，和一以贯之的身份探索层层累积，形成的复杂层次。
在艺术中探索以色列身份的个体艺术家
（图13）
在艺术中寻求以色列身份的努力也表现在个体艺术家的创作中，艺术家们在古老的犹太遗产与新生的现代国家精神之间对自身进行表达。杰出的以色列艺术家摩德凯·阿尔顿（Mordechai Ardon，1896–1992）将卡巴拉主题与象征的表现手法融入其现代构图之中。他的作品《鱼与月亮》（图13）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例证。通过抽象的形式和象征性的意象，他将犹太文化遗产与现代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在犹太传统中，鱼象征着神圣的庇佑和隐秘的智慧，而月亮象征着更新与坚韧——这正是犹太民族永恒的精神。阿尔顿的作品将这些精神符号与现代艺术技法相结合，在独特的以色列语境中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图14）
安娜·提科（Anna Ticho，1894–1980）是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以色列艺术家。她用简洁虔敬的笔触描绘以色列的风景。她的笔触柔和乃至几近禅意，捕捉了犹太山丘及周边景观的静美，在展现风景本身的同时也歌颂了以色列人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提科的作品《耶路撒冷山丘》（图14）是她捕捉以色列景色之静美的典范，画面简洁而不失深沉。她用轻快的线条和柔和的阴影描摹出耶路撒冷周围起伏的山丘，饱含着她对这片土地及其自然风貌的深情。这幅作品由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收藏，但特意被放置在提科的故居，那里正是她过去工作与生活的地方。提科的作品与土地联系紧密，与阿尔顿的神秘主义和象征手法形成鲜明对比。
阿尔顿和提科等艺术家共同构建了一种反映以色列身份复杂性的视觉语言——犹太传统、中东地区的影响和现代主义风格在其中交融。以色列艺术成为一种文化桥梁，连接起古代符号、地区风光和当代美学，缔造出全新的国家身份。这一不断发展的艺术形式勾勒出以色列独特的民族历程：一个植根于传统、又推动创新的社会，尊重古老的过去，同时拥抱未来的可能性。正如中国艺术一样，犹太艺术坚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进行对话，用创造力连接传统与现代，超越界限，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